随着电视剧《清平乐》的流行，范仲淹、富碧、韩琦等北宋仁宗时期著名大臣大受欢迎。这些人不仅关心国家事务，直言不讳地提出建议，还共同主持了历史上轰轰烈烈的“庆历新政”。虽然庆历新政的结局失败了，但却为不久之后的“王安石变法”拉开了序幕。然而，在王安石变法期间，庆历新政的主持人富碧、韩琦等人却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下面有趣的历史小边为您带来详细的介绍，让我们来看看！
首先，我们应该从北宋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开始。为了巩固统治，防止有人模仿黄袍，宋太祖赵匡胤制定了一揽子计划。最重要的是，一个是重文轻武，另一个是分权。在分权的同时，宋朝的官职分开了。高级官员不一定有实权。他们应该派别人去做事。虽然这种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弊端逐渐显现出来。
仁宗时，宋朝官员比宋初增加了五倍，军队数量增加了六倍，但军队的战斗力没有提高。庆历元年(1041年)，仁宗在对西夏用兵的决定中，在韩琦的进攻建议和范仲淹的防守建议中选择了进攻，结果兵败万余。第二年又输了，韩琦突然醒悟，从此对范仲淹十分信服。宋朝只能用钱来安抚西夏，以换取和平，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。“三冗”花了不少钱，最糟糕的时候，朝廷每年财政亏空高达300万元。庆历三年(1043年)，范仲淹、富碧、韩琦同时执政，开始改革，历史上被称为“庆历新政”。
“庆历新政”的重点是整顿官治，解决“冗官”问题。纵观中国古代改革，任何涉及官治改革的问题都必然会与名贵豪门发生冲突。此前，宋代实行恩阴制度，即高级官员的亲属子女可以获得低级官职或派遣。这一制度不仅避免了一些名贵家庭垄断权力，也保证了“世守禄位”，似乎是两全其美的政策。但这一制度却被滥用，到仁宗时，几乎所有的低级官职或中低级差遣都来自恩阴。“庆历新政”旨在限制贵族的特权，必然会引起所有贵族阶级的反对。仁宗又是个好人，只能降职韩琦、范仲淹等人，庆历新政仅一年零四个月就宣告失败。
相比之下，王安石就聪明多了。王安石改革以“富国强兵”为主，重点解决经济军事“冗余”和“冗余”问题，绕过整顿官治问题，降低改革阻力。但如果我们仔细想想，“冗费”和“冗兵”问题的来源是“冗官”。过多的官员导致国家工资支出增加，但绝大多数官员只是闲置，不能为国家创造收入，没有向上反馈，结果只能是支出大于收入。绝大多数官员都是文职，对训练一无所知。再加上“更守法”，兵不知将，兵不知兵，兵虽多，但缺乏战斗力，到了战场就像没经过训练一样。
王安石暂时管不了那么多。他的想法很简单。首先，他帮助朝廷赚钱，解决金融危机和“冗余”问题。具体来说，有青苗法、市易法和均输法。简单总结一下这些方案，就是政府向农民贷款，政府统一收购商品，政府统一定价，卖给人民。总之，就是把主动权掌握在政府手中，颇有金融管制的味道。经过这一系列政策，国家收入确实增加了不少，光是新建的大仓库就有52个。然而，宋代的社会性质毕竟是封建社会，从事金融管制是不可行的。王安石的政策确实做到了“富国”，但他急于求成，却使人民贫穷。虽然青苗法的利息低于普通民间高利贷，但一年两次，一次两分利的利息仍超出普通农民的承受能力。而且据韩琦说，为了把贷款放出去，很多官员硬性摊派，有硬性指标，就像现在卖保险一样。此外，一些不道德的官员把发霉的粮食交给农民，收回新粮食时，农民的负担不减反增。至于政府的统一采购，苏轼尖锐地指出，肯定会有回扣，然后支出会增加，这也是一个负担。《市易法》也给了当权人垄断商品的理由。外国商人到京都时，不得不绕道而行。
“富国”的表面文章王安石几乎做到了，接下来是“强兵”。和“富国”一样，“强兵”也有几个具体的方案，分别是保甲法、免役法和保马法。如果用通俗易懂的话来代替这套东西，可以概括为农民花钱免役，但他们应该同时当兵养马。当然，这些农民不是真正的正规军，最多是民兵。至于战斗力，他们自然不能上战场，但他们可以私下当土匪，欺负人民。宋神宗末年，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土匪，都是为了保甲。而且，当农民被视为士兵时，他们必须参加军事训练，军事训练将推迟农业。甚至有人为了逃避保甲而自断手腕。养马是自愿的，养马可以免税，养好，国家奖励，但如果马生病或死亡，支付巨额赔偿，一般人负担不起，甚至“每个人都有马灾难”。
王安石的变法暂时达到了“富国强兵”的目的，但我们需要注意一个细节。在反对变法的保守党中，除了领导司马光，还有富碧、韩琦、欧阳修等“庆历新政”的领导人。王安石变法专注于“开源”，而忽略了“节流”。大多数开放的“来源”也来自人民。虽然他们可以解决暂时的危机，但从长远来看，人们会群起反抗，造成社会动荡。王安石变法初期，他也找到了富毕、韩琦等人与他共事，但都被拒绝了。一方面，王安石固执，与他人关系僵硬。另一方面，富碧、韩琦等人领导的庆历新政注重“节流”，削弱了上层贵族的利益，也没有过多干涉人民的利益。因此，保守党对王安石变法的争论不是不改革，而是如何改革。“庆历新政”为王安石变法拉开帷幕，而“庆历新政”的领导人则反对王安石的局面。
近代以前，历代都反对王安石的变法。然而，随着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，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人员为王安石粉饰，甚至将王安石评为“社会主义理论的先驱”，这已成为当今的主流。但在我看来，虽然王安石的变法给国家带来了收入，但在严重危害人民的前提下，它脱离了时代的背景，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负担。“富国”没有“富民”，这样的改革在我看来真的没有说服力。